因为行政机关的确认决定和形成决定，都是行政机关的任务，既然法律进行了授权，就不应认为二者之间有任何区别。

这种选择将包括内部二次使用（例如向消费者再次进行营销）和外部二次使用（如向其他实体公开数据）。比较APEC隐私框架所规定的九项原则与OECD的八项原则，可以发现APEC隐私框架很大程度上沿袭了OECD的若干项原则的规定。

在这种背景下，公民个体并不一定总能很好地行使相关信息权利，对自身的隐私权益进行有效管理，当公民个体行使各种信息权利时，可能同时产生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益保护不足与保护过度的情况。（4）个人信息的使用：收集的个人信息应当只用于完成收集的目标和其他相关目的，除非：（a）个人信息的主体已经表达同意。当然，本文上述分析并不意味着对个体进行信息赋权就是错误或无效的[42]，当某些种类的权利建立在公民对于相关风险的合理认知之上时，特别是当此类信息赋权不会影响国家的公共政策与社会的信息合理流通时，此类情形下的信息赋权将能够帮助公民个体更好地进行隐私权益的自我管理，预判和防范有关风险{11}。[23] 根据《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85条第5款，一旦违反核心条款，违法者可能面临20000000欧元或上一年全球总营业额4%的金额的罚款。（9）可责性：个人信息控制者有责任采取措施，使得上述原则得以落实。

（4）收集限制原则：对于一个机构可以收集的关于个人信息的类型，以及收集方法，应当存在某些限制。一个例子就是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实施后所带来的合规压力。实务中不能完全据此来平息舆论，因为舆情事件中不仅存在目的价值，还存在理性价值。

社会群众感知法治建设成效的方式多立足于个案目的价值的实现程度。二是与法治同位阶的民意，即与法治相结合的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舆论确是民意的外化，但混用这两个概念的现象是导致误判民意与法治关系的主要原因。良法善治既主张法无明文则禁止，亦不否认法无禁止皆可为[1]（P199），立法、执法、司法之间的摩擦在民意的呼吁下实现了个案式进步。

于欢案被告人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法治建设本体来源于民意的表达机制，这本是一个传统命题，却在当代社会因信息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冲击而出现新的问题。

传统意义上民意与法治的融合体现为立法、司法、执法等机关充分尊重舆论，确切地说，民意与法治的融合并非新话题，而是在新时代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不同形态的民意与法治融合的价值论、方法论、功能论不同。[23]舆情联动机制更具主动性，有利于国家及时感知其他亟待矫正的个案。司法应当尊重舆论而非屈从于舆论。

2016年7月，交通部、工信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6条提及：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国家公信力的基础在于良法之治，可达成的社会规范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两个矛盾的观点交织，使得昆山市检察院的处置工作不仅需要顶住舆论压力、坚持依法办案，更需要用依法办案的结果来引导舆论的走向。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可以理解成礼治多于法治[19]（P54-146），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礼治不易形成规范的公示效果。

这既要求法治建设来源于民意、充分尊重民意，又要求法治建设成果具有合理引导人民群众的积极意义。舆情联动机制应规范信息的表达途径，杜绝信息表达的内容中附带的煽动情绪以及狭隘诉求。

在互联网时代，民意所包含的目的价值与理性价值的冲突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司法是继续主张个体诉求的最终渠道，裁判的终决性提升了司法的价值效用。

相较之下，法治的规范化、统一化、原则化更加明显。第三种模式时常因救济机制不够完善而衍生出新的问题。司法以形式正义为基础，以实质正义为目的，但司法的被动性决定了它只能发挥辅助功能。其三，填补数量符合法律规范以及社会合理的期待水平。国家治理应当完善从舆论中提炼民意的机制，促进舆论通过民意表达机制得到充分认知。同质化个体诉求的积聚效果极易揉进兼含目的价值和理性价值的其他因素，从而加重推行公共政策的困难。

人的全面发展要以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15]（P56），正义的标准应由理性价值来塑造。该案反映的问题不是每一个个案的处理结果均会或均应与舆论倾向完全一致，而是民意与法治融合的脚步要在个案处理结果的积累和引导中不断向前迈进。

进入专题： 国家治理 舆情联动机制 。不同于传统的立法完善程序，舆情联动机制以信息共享为基础，通过降低社会信息不对称来实现民意与法治的融合。

该案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行政结果应辩证地满足个体诉求：其一，以合法行政、信息公开为前提。

五、结语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舆论的微观性由民意的第一层向度——个人的意见而起[7]（P75），其目的价值在耦合式的运作下将导致理性价值被忽视[8]（P21-29）。本案的舆论导向与处理结果之间高度相似，但本案的处理结果并非是因检察院迫于舆论压力而枉法作出。实质法治以形式法治为前提，其中包含良法之治、司法公正等内容。

我国应遵循整合舆论、提炼民意、完善法治、反馈社会的逻辑顺序构建舆情联动机制，充分尊重舆论所反映的民意对国家治理的科学价值，保障法治建设体系完整、全面、协调，增强法治自信，同时应权衡这一个案矫正机制的弹性限度。特别对待效果能否得以稳固，应当看理性价值向目的价值的回归程度：当特别对待具有非正义性时，该效果将难以稳固，如营私舞弊、权责失衡等。

同质群体自身存在结构性张力和冲突，当理性价值和目的价值、情感诉求和利益诉求等发生碰撞时，整体理智思辨效能下降会误导舆论风向，增强舆论压力，甚至可能引发消极后果。第三，本案的高舆论关注度和办案结果之间的关系有待澄清。

不同部门之间欠缺协调，维权不能的结果易被误解成该部门所代表的法治功能存在缺陷。2. 中性的社会舆论欲发挥积极作用需要国家治理的引导作用。

与法治相融合的民意有两重表现形态：一是法治建设项下的民意，即反映在立法成果当中的人民的意志。2018年度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达到84%，继续蝉联全球第一[17]。法律思维中必然包含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价值倾向[12]（P32）。第一，理论上滴滴公司应承担保障乘客安全的责任，但与此相关的立法极不健全。

法治成果的专业性使其超越社会一般认知水平，其对理性价值的维护和目的价值的维护虽然辩证统一，但在微观问题上难免有分歧。（三）国家治理的引导功能依赖于民意与法治的融合 民意与法治的融合应引导国家治理更趋完善，它本身是通过追求个案结果来实现国家公信力（理性价值），并最终落实到实质正义（目的价值）的过程。

舆情联动机制意在维护司法结果的规范导向作用，是维护司法机关依法公正裁判的社会监督模式。实务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定多局限于企业信息披露义务或者诚实信用原则。

独立地看个人意见的社会影响效果是微弱的，它只有与其他相同诉求或认知的多数个体结合成集聚效应方可产生舆论效果。在信息化时代，短期积聚的舆论在总体上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方向，但舆论不完全等同于民意，个案结果也不完全等同于法治成果。